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美在军事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都对堪培拉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虽然澳大利亚公众对潜在威胁的感知度逐渐提升，政府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防战略目标，但实际进展与理想状态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而这背后，除了资金、技能和组织架构等显而易见的因素外，一项源自1903年的陈旧法律条文，正悄然束缚着澳大利亚应对新型安全威胁的能力，使其国防现代化进程雪上加霜。
一方面，法律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澳大利亚应对新型威胁的能力。想象一下，如果类似针对美国大坝的“蜘蛛网”式无人机袭击事件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空军基地，尽管基地的安全部队能够及时识别逼近的无人机威胁，却可能因为现行法律的限制，无法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这意味着F-35“闪电II”、P-8A“海神”反潜巡逻机、E-7“楔尾”预警机，甚至人员密集的建筑物，都将暴露在潜在的危险之中。这项颁布于1903年的旧法，其核心问题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到无人机等新型军事威胁的出现，对防御此类威胁的反制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国防力量的行动效率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因此错失关键的防御时机。这不仅是对国家安全保障的巨大隐患，更凸显了澳大利亚法律体系在适应快速变化的安全环境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迅速发展，也为澳大利亚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和法律上的新挑战。尽管人工智能技术为国防能力提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被视为未来战争的关键变量，但其潜在的风险同样不可忽视。目前，国际社会对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监管问题存在广泛争议，联合国秘书长也呼吁建立全球AI“安全护栏”。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虽然已经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但缺乏明确的伦理框架来指导其在国防领域的具体实践。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在提升国防能力的同时，可能会面临人工智能技术滥用、伦理道德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谴责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在技术进步与伦理道德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澳大利亚国防建设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
最后，国防采办流程的迟缓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极大地延缓了澳大利亚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的速度。尽管SpaceX、Palantir等公司早在2000年代初就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Anduril和ShieldAI等新兴企业也在201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但澳大利亚的国防采办流程却显得过于僵化和繁琐，无法迅速将这些创新技术融入到国防体系之中。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在技术上落后于竞争对手，也使得国防资金投入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此外，战略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以否认为核心”的威慑战略，虽然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太空领域的重要性。传统的空、陆、海作战领域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未来战争的需求，太空作为重要的战略维度，必须纳入国防战略考量的范围之内。
面对上述挑战，澳大利亚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首先，需要立即修订包括1903年法律在内的过时法律条文，确保国防力量拥有应对新型威胁的合法授权。其次，需要建立明确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指导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负责任应用。再次，需要加速国防创新，简化国防采办流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和技术能力的国防人才。此外，澳大利亚还应该拓展战略视野，将太空领域纳入国防战略规划，制定相应的力量结构。借鉴ASPI的研究成果，加强战略思考，深化政策研究，推动体制改革，是澳大利亚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必由之路。
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需要从“仅仅宣布原则”转变为“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国防部门和军队之间建立新的战略思维模式，摆脱旧的思维定势。同时，也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共同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只有这样，澳大利亚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技术优势，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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