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科学界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科学研究和基于证据的决策似乎正遭受着有意或无意的破坏。这种担忧，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表现为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行动，包括削减对国家卫生研究院等重要科研机构的预算、解雇联邦机构的科学家，以及取消那些被认为不利于政府政治议程的研究项目。这些举措的后果远不止是直接的经济挫折，它们营造了一种恐惧的氛围，导致许多研究人员忧心忡忡，担心会发生“人才流失”，优秀的科学家可能会寻求在国外，特别是中国和欧洲等积极招募美国研究人员的国家，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机会。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资金，而是对科学过程的完整性及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根本挑战。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针对性攻击的突出特征。那些聚焦于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苗、虚假信息以及多元、公平和包容性（DEI）倡议的研究领域，特别容易受到取消或限制的影响。这种选择性的做法引发了关于政治动机干预科学探究的指责，也让人质疑政府对“黄金标准科学”的承诺——一个在摧毁支撑严谨研究的基础设施的同时，讽刺性地被援引的说法。这种影响范围极其广泛，不仅影响了科学知识的进步，还影响了公共卫生和环境法规。例如，撤回对气候科学的支持被视为积极推动世界走向更加反乌托邦的未来，而削减癌症研究资金则可能延误拯救生命的治疗方法的突破。除了具体的项目取消，政府的言论和政策还营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下，科学家们感到不得不自我审查，担心从事可能被视为批评政府的研究会产生不良后果。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报告称，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要求该组织避免公开倡导科学，突显了政治气候的寒蝉效应。
事实上，这种对科学的“战争”也波及到了基础教育层面。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科学教育的质量存在担忧，而这种政治氛围无疑加剧了问题。一些州开始审查教科书，对进化论等科学概念提出质疑，甚至试图在学校中推广未经科学验证的理论。这种干预不仅削弱了孩子们学习科学知识的能力，也混淆了科学的本质，使他们更难区分科学证据和政治宣传。更令人担忧的是，对科研资金的削减也间接影响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教育项目，导致教学资源不足，课程设置受限，最终降低了科学教育的整体水平。
面对这种对科学家们眼中“科学战争”的挑战，一个激进但出人意料的简单计划应运而生：科学家们开始积极与公众互动。 在像康奈尔大学博士生艾玛·斯卡莱斯（Emma Scales）领导的倡议的带领下，该战略的重点是科学家直接向社区介绍自己和他们的工作。 这不是关于呈现复杂的数据或捍卫抽象的概念； 而是关于使科学过程人性化并展示研究的实际好处。 斯卡莱斯强调了与“对不知道他们的钱要去哪里而感到生气”的人交谈的重要性，提供了公共资金与正在进行的工作之间的直接联系。 核心思想是弥合科学界与更广泛的公众之间的差距，从而培养信任和理解。 这种做法认识到，即使是像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这样备受赞誉的科学家，她对玉米DNA的开创性研究为她赢得了诺贝尔奖，也可能不为普通人所知。 因此，挑战在于使科学具有可访问性和相关性，从而证明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纽约城市学院的物理学家迈克尔·卢贝尔（Michael Lubell）强调了这种直接沟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抵御政府试图诋毁科学发现的关键防御措施。 这种运动超越了个人推广，研究人员组织了集会和抗议活动，例如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那些活动，以公开表达他们对削减和攻击科学的反对。科学家们不仅走进社区，还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发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科学研究，驳斥谣言和伪科学，努力消除公众对科学的误解。他们意识到，仅仅发表学术论文是不够的，必须主动与公众进行沟通，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一些科学家还开始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积极向政府机构和立法机关提供科学建议，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基于证据的信息。他们努力确保科学在政策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这种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制定更合理的政策，也提高了公众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他们主动与媒体合作，接受采访，撰写科普文章，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并解释科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这些努力，科学家们希望能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让更多人了解科学，理解科学，从而更好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捍卫科学的努力突出了一个关键的教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机构支持固然重要，但它们不足以捍卫科学探究的完整性。 具备科学素养并积极参与的公众是抵御政治干预和虚假信息的关键堡垒。 科学家们走出实验室进入公共领域的积极做法代表了战略上的重大转变，他们认识到捍卫科学不仅需要严谨的研究，还需要有效的沟通以及与受益于科研发现的社区建立信任的承诺。 对这种参与的持续需求依然存在，因为对基于证据的决策和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所构成的挑战仍在不断演变。科学界必须继续努力与公众进行互动，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才能确保科学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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