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美国在气候科学方面态度的显著转变，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段时期不仅以环境法规的废除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协议为特征，还包括政府机构内部科学领域的蓄意重塑。不断有报道浮出水面，详细描述了任命对已确立的气候科学持怀疑态度的人担任要职，以及采取了被视为压制或驳回现有研究的行动。这在国内外科学界制造了一种不确定性和担忧的气氛，引发了对气候政策未来和科学探究完整性的质疑。其影响超出了美国边境，影响了应对需要统一行动的挑战的全球努力。
一个核心因素是聘用了公开质疑关于气候变化压倒性科学共识的科学家。包括《海峡时报》、《纽约时报》和CNN在内的多个消息来源报道称，能源部聘用了至少三位这样的科学家。这些并非孤立事件，根据POLITICO的E&E News报道，该届政府积极寻找可以“对气候科学或气候政策提出质疑”的科学家。来自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的研究人员John Christy和Roy Spencer，以及Steven E. Milloy都在被任命之列，他们都曾质疑主流的气候发现。这不仅仅是科学辩论中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它代表着一种蓄意将异议声音引入有影响力职位的努力，可能会影响研究的优先事项和政策建议。考虑到能源部在资助和进行关键气候研究中的作用，这些任命尤其令人担忧。
除了人事变动之外，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似乎在积极压制气候科学。根据1990年的一项法律，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被授权每四年发布一次气候评估报告，但这项计划遭到了严重破坏。根据《海峡时报》和其他媒体的报道，数百名参与最新评估报告的科学家被解雇。与此同时，政府关闭了两个专门用于气候变化信息的美国政府网站，加州水和气候科学家Peter Gleick将此举描述为“最恶劣的科学审查制度”（《洛杉矶时报》）。这不仅仅是网站维护的问题，而是蓄意删除公众可以访问的、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数据。此外，根据PMC发表的研究，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审查科学家的记录实例达到154起，其中约72%与气候变化有关。这种自我审查和彻底的压制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阻止了科学家公开传达他们的发现，如果这些发现与政府的叙事相矛盾的话。美国地球物理联盟和美国气象学会甚至介入，试图填补被解雇科学家留下的空白，突显了形势的严峻性。
这些行动的后果是深远的。解雇参与国家气候评估的科学家“波及亚洲”，多个消息来源对此进行了报道，表明了美国气候政策的全球影响。政府持续低估气候变化，再加上对异议声音的推崇，导致公众困惑，并阻碍了围绕气候行动建立共识的努力。特朗普总统本人多次就气候变化发表不准确的声明，声称这是一个“骗局”或科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正如FactCheck.org和《卫报》所强调的那样，这一说法是明显错误的。政府的行动也助长了更广泛的“对科学的战争”，影响了公共健康和环境法规，并最终孤立了美国，使其在应对全球危机时与国际社会脱节。蓄意瓦解既定的科学程序和提升气候怀疑论代表着环境政策史上一个令人不安的篇章，对未来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这些转变预示着未来科技发展中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首先，科学领域的政治化将加剧。这不仅仅意味着政府在气候科学上的立场，更意味着对其他科学领域，如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医学研究的潜在影响。未来，我们可以预见，科学研究的资金、优先事项以及传播方式都将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更直接影响。这可能会导致研究方向的扭曲，削弱科学的客观性，并减缓科技进步的步伐。
其次，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度将进一步下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政府的行动已经导致了公众的误解和不信任。未来，如果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科学领域重演，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度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这将对科技创新和应用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公众的抵制可能会延缓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并加剧社会对科技发展的恐惧。
最后，全球合作将面临更大挑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的退缩已经损害了国际合作。未来，如果这种孤立主义的趋势持续，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这意味着全球科技资源的分散、重复研究的增加，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难度加大。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科学教育，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维护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并促进全球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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