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的飞速发展,已不再是遥远的未来预言,而是正在重塑产业、社会,甚至可能改变人类存在本质的现实。然而,在AI带来无限可能性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声音也在警示:当前的AI发展受到以利润和控制为导向的力量所主导,而非以集体福祉为目标。问题的核心并非技术本身的好坏,而是围绕着AI的创造和部署所展开的权力博弈。AI本身并非善恶的化身,关键在于谁掌握了它,以及他们将如何利用它。沿着目前的轨迹发展,我们正面临着一个“AI寡头”统治的风险,少数公司和亿万富翁将决定未来的走向,加剧现有的不平等,并可能破坏民主原则。

历史经验揭示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二战后,对自动化的焦虑催生了一种论调,认为人类劳动力,特别是在蓝领产业中,不可避免地会被淘汰。这种叙事,正如在美国所观察到的,被用来为资本重组和控制技术进步辩护。今天,类似的意识形态正随着AI的兴起而重新浮出水面。像马克·安德森这样的人物,将硅谷奉为新的统治阶级,呼应了一种精英控制的复古梦想,摆脱了大众的需求。这不仅仅是技术决定论的问题,更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努力,将AI塑造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进行辩护。“前沿”叙事被科技巨头们反复使用,使他们能够在问责和监管之外运作,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例子遥相呼应,其内部的分裂和外部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落,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结构脆弱性的警示故事。我们必须避免重蹈覆辙,确保AI的发展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私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制衡机制,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并确保AI的发展方向符合伦理原则和公共利益。

AI被武器化用于专制控制的潜在危险不容忽视。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AI驱动无人机和自主武器,如今已成为全球冲突中的残酷现实,从加沙到乌克兰。这种趋势,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终结者》等电影所预言,凸显了AI可能加剧现有权力失衡,并促进新型战争形式的潜力。此外,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AI进行监控、预测性警务,甚至决定社会福利计划的资格,引发了人们对算法不公正和公民自由受到侵蚀的担忧。有缺陷的算法会毁掉人们的生活,使受害者几乎无法追索,并强化系统内现有的偏见。将AI开发集中在少数强大的实体——科技寡头——手中,使他们能够重写社会和经济基础,并以AI带来的好处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这不仅仅是“改革”大型科技公司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的公司-金融寡头,并将这些具有解放潜力的资源置于民主控制之下。我们需要确保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并赋予个人挑战算法决策的权利。否则,我们将面临一个被AI算法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少数精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大多数人则沦为数据奴隶。

然而,未来并非注定。一场倡导“AI民主化”的运动正在兴起,这个概念有多种解释,但目标一致:确保AI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这包括促进开源AI开发,特别是对于资源匮乏的语言,并将伦理原则嵌入到AI治理框架中。AI在民主化知识方面的潜力巨大,它可以提供教育工具、揭露腐败和法律倡导。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民主化必须超越对技术的访问;它需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根本转变。工人担心因AI而失业是合理的,但在另一种经济体系下——一种不受无情利润最大化驱动的体系下——AI可以使我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让我们陷入贫困。关键是将AI的斗争定义为一场关于权力的斗争,而不仅仅是关于进步的斗争。这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异议联盟,跨越阶级,他们的生计受到AI驱动的专制政权潜在威胁。宪法本身可以被用作对抗寡头统治的武器,确保经济机会的结构能够滋养一个广泛而深刻的中产阶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模式,探索通用基本收入等方案,并确保AI带来的收益能够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

总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社会的存亡,取决于我们能否对AI的使用方式提出质疑。AI的发展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力量;它是人类选择的产物。我们必须积极地塑造它的轨迹,确保它成为解放和赋权的工具,而不是控制和剥削的机制。呼吁AI民主化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挑战,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它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承诺建设一个技术服务于人类,而不是人类服务于技术的未来。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关于AI的公共讨论中,提高公众对AI潜在风险和机遇的认识,并呼吁政府和企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只有通过集体努力,我们才能确保AI成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未来的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AI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它需要我们谨慎、周全和民主地加以管理。